白釉铁锈花鸡形“鸡冠壶”辨
李红军
辽宁省博物馆
【关键词】 白釉 鸡冠壶
鸡冠壶是辽代契丹民族使用的典型生活器皿之一，在整个辽代陶瓷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辽代考古的不断发展，新的考古资料接踵出现，对鸡冠壶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但仍然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仅就白釉铁锈花鸡形“鸡冠壶”的类属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在辽宁省博物馆藏瓷中，有一件白釉铁锈花横梁鸡形壶（以下简称鸡形壶），壶体呈俯卧鸡形，张嘴拨颈作啼鸣状，鸡冠耸立，尾部高跷，颈、尾之间连成直立的柱状管通入壶体内。黄白色瓷胎，胎质较粗，挂白色化妆土，施牙白釉，铁彩绘羽毛、鸡翅，设计极其奇巧，神韵生动，堪称一绝。此壶早年曾著录于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1]，遂为中外学术界所承认，而且有些学者还进而推断此壶是鸡冠壶发展演变最后形式。笔者当初也曾持这种看法，但经仔细揣摩，觉得此种看法有些欠妥，试作如下略论分析。
首先把这件鸡形壶同晚期的鸡冠壶作一比较，看其究竟是否是鸡冠壶发展演变的最后形式。从类型学的角度讲，鸡冠壶发展演变基本上可分为两个序列，即环梁式鸡冠壶和以单孔式、双孔式鸡冠壶所组成的穿孔鸡冠壶，其造型等与此件鸡形壶无相似之处，因系鸡形壶不属于这个演变序列，而在环梁式鸡冠壶序列当中，无论矮身横梁式、扁身环梁式，还是圆身环梁式，都毫无例外的又一个提梁，因此，假如鸡形壶确是鸡冠壶的话，毫无疑问，它应属于环梁式鸡冠壶序列。从鸡冠壶的编年看，在环梁式序列中，矮身横梁式曾见于陕西西安唐墓[2]，因此，矮身横梁式最早。其基本造型时壶体浑圆矮胖，近于环状，壶高与腹径之比约为1：1，平底，壶体最大直径在壶腹中部，壶顶置横梁，梁的断面呈圆形。阜新县海力板村辽墓所出的二件此式壶（与矮身单孔式鸡冠壶同出），与上述唐墓所出壶相比，器型略有变化，壶体稍高，上部略扁，最大直径在腹部中线一下，平底，横梁亦稍高，壶高与腹径之比约为3：2，虽也是辽代早期形式，但比前者稍晚些[3]。阜新清河门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墓中，出土一件环梁式鸡冠壶，与上述海力板墓所出的二件环梁式鸡冠壶器形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壶体瘦高，壶高与腹径之比为2：1，上扁下圆，提梁呈大半个环状，梁的断面亦为圆形，壶体最大直径在壶腹下部，底为圈足，是辽代中晚期的器形[4]。
扁身环梁式鸡冠壶与矮身横梁式相比，壶体更加瘦高，上扁下圆，最大直径在壶腹中部，高于腹径之比约为5：2，底为圈足，提梁更加高大，梁断面内厚外薄，外缘折角，是接近辽晚期的一种形式。
圆身环梁式鸡冠壶多流行于辽代晚期，曾出土于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墓[5]。其造型特点是壶体细高，上下均圆，近于圆柱体，壶高与腹径之比约为5:2,最大直径在腹中线偏下处，环梁更为高大，底为圈足，当时辽代晚期形式。
从上述比较中不难看出，环梁式鸡冠壶序列的发展演变是由一定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壶体由矮胖浑圆向扁身瘦高发展，到晚期又有扁身瘦高变成近似圆柱形；提梁由弧状横梁逐渐变高，呈大半个环状，梁的断面有圆形变得内厚外薄，外缘折角或饰手捏文；壶的最大直径由最初的腹中部逐渐下降到腹下部，到了辽代中晚期又上移到接近腹的中部，壶底由平底变成圈足。环梁式鸡冠壶序列这一发展演变规律是判定某一个环梁式鸡冠壶年代早晚的重要依据。
然而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鸡形壶的造型看，壶的形体矮胖没，呈球状，高与腹的比例为1：1，最大直径在腹中部，弧形横梁，梁断面呈圆形，这与晚期的环梁式鸡冠壶的造型时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它是鸡冠壶发展演变的最后形式的话，那么它就该具有辽晚期圆身环梁式鸡冠壶的特点，至少是与圆身环梁式鸡冠壶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然而我们不仅看不出这种承袭痕迹，相反，鸡形壶的造型却与早期的矮身横梁式鸡冠壶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说明这件鸡形壶不可能是鸡形壶发展演变的最后形式呢？
从鸡冠壶的皮页装饰看，凡有仿皮囊壶皮页装饰的鸡冠壶，不论是早期的矮身横梁式，还是稍晚的单孔式鸡冠壶，其皮页装饰均较小，皮页的底线位置都较高，都在鸡冠壶的腹部中线附近或在中线以上，后来皮页装饰逐渐下移，到了中晚期，二个皮页装饰似乎覆盖了壶体两侧，其底线多在壶腹下部，最低的甚至靠近圈足，到了晚期则皮页、皮扣、皮条装饰消失，而以素面无纹为主，极少有装饰花纹，而鸡形壶不仅满绘花纹，而且类似皮页装饰的鸡翅纹不仅较大，并且其底线在壶腹的中线以上，这不仅与鸡冠壶发展演变规律相违背，而且与晚期的圆身环梁式鸡冠壶也是相悖的，可见它不可能是鸡冠壶发展演变的最后形式。
从以上的分析和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这件铁锈花鸡形壶不仅不失鸡冠壶演变的最后形式，相反却与早期的矮身横梁式鸡冠壶有许多想多相似之处，那么它是不失鸡冠壶的早期形式呢,这里也试作略论分析：
前此已经说过，就造型奖，早期矮身横梁式鸡冠壶毫无例外都是平底，未见有带圈足者，阜新县海力板辽墓所出的二件稍晚的此式鸡冠壶仍是平底，并未出现圈足，只是在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及其更晚的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鸡冠壶才是圈足的，说明环梁式序列的鸡冠壶至少在辽代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圈足，鸡冠壶虽与早期横梁式鸡冠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底是圈足，可见它不会是该序列中的早期形式，最早也不会早于辽代中期。
其次，衡量一个鸡冠壶时间的早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其保留皮囊痕迹（如皮页、皮条、皮扣、皮穗等）越多，其时代越晚[6]。辽代中期甚至是中晚期以前的鸡冠壶（包括扁身环梁壶和扁身双孔式的鸡冠壶），都或多或少地保留有皮囊壶的痕迹，只是到了辽代晚期圆身环梁式鸡冠壶才光素无纹，皮囊壶的痕迹才消失，但仍有一些圆身环梁式鸡冠壶，在管状口的基部堆贴皮条装饰，说明即使是到了辽代晚期，也有些鸡冠壶仍然残留着皮囊壶的痕迹，只是这种痕迹越来越少罢了。从这件鸡形壶来看，除了两个鸡翅酷似皮页装饰外，不见任何皮囊壶痕迹，而且即使这两个酷似皮页的纹饰，也不是作为仿皮囊的皮页装饰在壶上的，而是像羽毛一样作为作为鸡翅纹装饰在壶上，从而使鸡形壶的形态更加形象生动，产生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可见鸡形壶上几乎没有皮囊壶的痕迹，这与早期形式的鸡冠壶是截然不同的。
从色釉和装饰技法看，在鸡冠壶的二个演变序列中，早期的鸡冠壶以白釉为主，也有少数绿釉或芥末釉的，但无论矮身横梁式还是矮身单孔式鸡冠壶，基本都是单色釉的。其装饰技法主要是采用胎装饰，即在器胎上贴塑皮条、皮扣、皮页等装饰，还有的在皮页装饰上锥刺出仿缝合的针脚纹，未见类似鸡形壶那样用大面积釉装饰者。
由此看来，这件鸡形壶也不是鸡冠壶的早期形式，至于是不是鸡冠壶的中期形式，结论也是否定的。
首先鸡形壶的造型就与中期形式的鸡冠壶不同，前已述及，鸡形壶的器形矮胖浑圆，与早期的矮身横梁式鸡冠壶相似，而与中期的扁身高体环梁式鸡冠壶不同，与扁身双孔式鸡冠壶的差别更大，这是无庸置疑的。
其次，鸡形壶类似皮页装饰的鸡翅纹小，中期前后的鸡冠壶皮页装饰大且位置偏下，常在腹下部甚至靠近圈足，两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别。
再次，中期的环梁式鸡冠壶皆为胎装饰，未见釉装饰者，而扁身双孔式鸡冠壶则以胎装饰为主，除承袭早期皮条、皮页等装饰外，还有塑贴龙纹、折枝花卉和划云气纹等，虽有个别用彩装饰者，但多在绿釉地上以或黄或白釉彩绘圈纹或花朵的边框，纹饰简单且仅在器身的某个部位稍加点缀。经观察，凡是用彩装饰的鸡冠壶，基本上都是低温铅釉陶，而且都是釉上彩，这与鸡形壶高温釉下彩瓷艺及几乎满绘纹饰的做法是全然不同的。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这件白釉铁锈花鸡形壶，即不属于鸡冠壶的万期形式也不属于的早期形式，而且与鸡冠壶的中期形式也不相同。这种不属于鸡冠壶发展演变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形式的鸡冠壶，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究竟是不是鸡冠壶。
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件鸡形壶是鸡冠壶，不外乎其俯卧的鸡状壶身和狐性的横提梁与矮身横提梁鸡冠壶的整体造型有某些相似之处，并根据其器形与鸡形酷似，且几无皮囊的残留痕迹，进而推断出它是鸡冠壶演变的最后形式。这种观点的形式无疑是由于过分强调了两种壶体外观造型的相似，而忽略了其本质上的差距——两种壶在基本构造和使用方法上的差别，致使将两种根本不同种类的壶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鸡冠壶是仿契丹制造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鸡冠壶是契丹民族传统的皮囊壶在陶瓷制品中的再现。既如此，鸡冠壶就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保留契丹族皮囊的痕迹和特点，而这种痕迹和特点决不仅仅是表现在鸡冠壶装饰上仿皮囊的皮页、皮扣、皮条等装饰纹样，更重要的是在其基本构造乃至使用方法上，也与皮囊壶白吃一致性，例如顶部向湖内灌水的壶口，便于马上携带的提梁或孔系，不难想象这种皮囊壶绝不会从底部向壶内灌水，其底部必然是密封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壶内的液体不致流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鉴于此，在，再已知现有的鸡冠壶中，不论其属于那种形式，也不论其在鸡冠壶的整个演变过程中处于哪个时期或阶段，都毫无例外地在壶的顶部置粗而短的管状口流。这种管状口流是将壶的口和流两者合为统一体，它既有壶口的功能又有壶流的作用，既是向壶内灌酒、乳之类液体的入口，又是壶内液体向外排倒出的出口，其壶底无一不是密封的，而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这间白釉铁锈花鸡形壶却与所见之鸡冠壶相反，其顶部无口，以鸡喙为流，流的口径极小，液体仅能经此向壶内灌入，其底部圈足内置一圆孔，连以一柱管通入壶体内，这是此壶与鸡冠壶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
正是由于鸡形壶与鸡冠壶的构造不同，导致这两种壶的使用方法也不一样，如前所述，鸡冠壶的口流直径粗大，液体可以从口注入，又可经，又可经口流倒出，其使用方法与一般执壶无大分别，所不同的是一般执壶是将口和流分开，各司其职，通过口将液体灌入壶内，经过流将液体倒出而以。鸡形壶则不然，其使用方法是将壶置入液体中，使液体受压从圈足内的圆孔经柱状管进入壶内，用时液体经壶流倒出，即液体油壶底进，由壶顶出，这与鸡冠壶由壶顶入，再由壶顶原路倒出的使用方法是全然不同的。
相反，这件鸡形壶却与1974年内蒙古昭盟翁牛特旗广德公乡巴烂地村沟门辽墓出土的白釉租地灌水壶，在其构造和使用方法上使完全相同的。二壶顶部均置假盖，圆肩鼓腹，腹下圈足，肩部前置短流，后置半环状执柄，绿釉壶圈足内中心有一个圆孔，白釉壶圈足内中央有“品”字排列的小孔三个，二壶体内均有一柱状管与圈足内的空相接，为向壶内灌水之处[7]。这种在构造和使用方法上的一致性绝非偶然，说明鸡形壶与这两件底灌水注壶属于同一种类，而与鸡冠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壶类。
事实上，这种由底灌水的壶不仅辽代有，在后来的宋金时期也存在。1982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宋代耀州窑底灌水壶，壶身略呈圆球状，壶顶无口，盖作装饰不能开启，壶注作子母狮形式，以狮口为流，长凤尾形提梁，凤头与盖衔接，凤尾与壶腹相接，壶下置圈足，足内中央镂五瓣花饰孔，孔与壶腹内的柱状管衔接为壶内灌水之处[8]。河北曲阳县文保会收藏的一件此类壶器型，下为高台式底座[9]。金代亦有同类产品，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金代亚白釉黑花葫芦形倒灌水壶，系阜新县白台沟水库出土。壶身为葫芦形，顶部密封假盖，壶前部置短流，塑一人物骑坐流上，壶后部塑一龙柄，壶下置圈足，足内中央置一圆孔，壶内中空并有一竖立的圆柱状管与足内的圆孔相连。由此可见，此类壶虽数量不多，但在辽宋金时期就已经形成，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壶种。
正是由于这类壶的构造和使用方法与众不同，使我们对其实用性产生了怀疑。首先，如前所述，这类壶在使用时必须将其置入液体中，受压后液体从圈足内注入孔经状柱管灌入壶内，这样一来，在使用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先将液体盛放在一个大且深的盆类容器内，容器口径的大小必须能容得下壶体，以便可将壶置入容器所盛的液体中。
2．液体的深度一定要高于壶的柱状管上口，否则液体将无法灌入壶内。
3. 将灌好液体的壶从容器内取出后，要经擦拭，否则液体就会散滴各处。毫无疑问这类壶在使用上使极其繁琐的。 早期的鸡冠壶的形态更加
其次，壶内盛放的液体或酒或奶或水，都是备人饮用的，因此要求液体必须是清洁的，似以这种方法灌入湖内的液体，无疑是不合卫生要求的。
再次，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北宋耀州窑青有剔花缠枝牡丹纹倒水壶残器，为我们研究这类倒水壶的实用性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该器于1987年在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于腹部胎接线处断裂，上部不存，仅存壶体下部。圈足内中央镂二个部规则的月牙形小孔，壶内底部连一高约4厘米的柱状敞口粗管。常识告诉我们，倒灌水壶装水量的多少，其柱状管的高度是决定性的制约因素，柱管高装水就多，反之，装水就少，因为壶内所装液体液面不得高于柱状管上口，否则高出管口的那部分就会流出。此壶的注水管也都很低，少见超过壶腹中部胎接线的，这就决定了此类壶的盛水量是很少的，不仅如此，这类壶的注水管虽有粗有细，但由于壶内注水管管口不高，稍有晃动，壶内所装液体就会溢出，尤其是这种大敞口，4厘米粗的注水管，壶内液体更容易流出，因此，一旦装入液体后就必须谨慎小心。不能有丝毫地倾斜或晃动，可见这类壶是很不适用的。鉴于上述弊端，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可能是一种明器。而鸡冠壶作为仿契丹实用皮囊容器制成的陶瓷制品是实用器，这一点是无疑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白有铁锈花鸡形壶是一件专为随葬用的名气，其构造，使用方法及用途，与作为实用器的鸡冠壶根本不同因此它不是鸡冠壶，更不是鸡冠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它是与鸡冠壶完全不同的两个种类的壶。其构造和使用方法乃至用途与辽宋金时期就已形成的壶种——地灌水壶（也有称倒灌水壶的）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它应属于底灌水壶系统，故，此壶名以“白釉铁锈花鸡形底灌水虎”似乎更为恰当。
[1]辽宁省博物馆编：《辽瓷选集》文物出版社 1961年
[2]李知宴：《唐代瓷器概况与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年3期
[3]李宇峰：《辽代鸡冠壶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4]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年第八册
[5]阎万章：《中国陶瓷全集17辽代瓷器》日文版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美乃美株式会社1986年11月
[6]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7]冯永谦：《新发现的几件辽代陶瓷》《文物》1981年8期
[8]李域铮：《罕见的宋代提梁到柳青此壶》《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
[9]汪正庆主编《简明陶瓷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11月
[本文责任编辑 申国俭]
本文载自《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2期
